认识赤字 用好赤字

我国已连续几年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有的读者担心我国国力对此能否承担。一些研究财政金融问题的学者认为，对于当前的赤字规模，我们的国力是能够承担的；只要赤字用得好，除了还本付息外，还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溶沧，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王传纶都认为，我国还有适度扩大赤字、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余地。

王传纶说，赤字就是收支的差额，衡量国力和国家财政对于赤字的承受度主要有三个参考性标准，一是赤字占当年GDP的比重，我国仅为1％多一点；二是赤字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我国还不到10％；三是内外债累计余额占当年GDP的比重。当前我国这三项指标都在参考警戒线以内，

专家们认为，国力能否承担赤字规模，赤字数额大小只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还要看赤字的使用。

刘溶沧说，从当前实践看，赤字的使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我国有关方面统计，去年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达到1．5个百分点。他认为，今年的拉动作用会更大。由于这种政策效应的发挥有一个滞后期，按世行口径估计，仅去年增发的1000亿国债对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将比去年高1个百分点或更多。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在增发国债的使用上，注意了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相结合。二是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宽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三是使扩大内需的即期政策效应与中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增发国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技改、中西部地区开发等领域，有效地抑制了重复建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既有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又为提高中长期经济增长质量奠定了基础。今年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都是在启动消费上着力。

作为宏观调控的支柱性政策手段之一，扩大财政赤字存在着客观必要性。

王传纶说，当前要扩大内需必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要扩大支出规模，就会造成赤字。赤字的出现对当前扩大内需十分必要。

刘溶沧说，从理论上看，在经济紧缩期或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由于货币政策传导环节较多，政策的时滞期较长，因此大多数国家主要依靠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以达到反周期的效果，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我国也不例外。从实践看，1997年以来，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再加上国内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民间投资增长迟缓，必须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增加财政支出规模，才能保持适当的经济推力，保证经济的适度增长。

刘溶沧强调，在投资、消费不足，出口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和带动效应，是必要的现实的选择。因为，如果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就业、结构调整，甚至于税收的增加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将使国家的财经状况更趋恶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坚持发展。无论是克服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还是下世纪的长远发展，我们都必须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方针。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专家们指出，赤字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密切相关。

刘溶沧说，在赤字额度确定之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的大小，关键在于增发国债即赤字的使用。以较小的赤字规模获得尽可能大的使用效益，是最理想的政策效果；反之，国债规模、国债的使用方向就值得考虑。这也关系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否持续下去。

他解释说，国债只能用于建设投资，这样才能产生经济效益、保证财政还本付息，这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从另一方面看，只要是用于建设性的财政投资的缺口，都可以通过扩大赤字、发行国债的办法弥补，这也是国际惯例。如果赤字用得好，除了还本付息外，还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为了更好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今后财政赤字或增发国债的使用，专家们提出了建议。

王传纶说，首先需要密切注意反映市场金融风险的两个指标，一是物价，二是利率或银根的松紧。其次，要提高国债的使用效果，需要避免重复建设等问题。第三，需要加强国债管理，增加期限长的国债品种，增强国债的流动性，提高百姓投资的积极性。

刘溶沧建议重点考虑这样几点：

——继续调整财政投资政策，增强其扩张与带动效应。可适当抽出更多的财政投资资金，通过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多种途径，以吸纳、带动社会资金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可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以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可适时调整国债发行对象，更多地转向城乡居民，以加大启动社会资金的力度。

——注重政策的短、中、长期效应相结合，为后续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条件。财政投资除了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化、企业技改等项目外，可考虑适当加大政府介入风险投资的力度，加大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创新资金来源的力度等；可考虑实行结构性的税收减免、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措施，以定向支持企业的科技进步；可适时继续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力度，为最终消费需求与经济的协调增长奠定可靠的基础。